股票独立帐户配资炒股摇滚歌手去世，可生活需要继续和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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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歌手去世，可生活需要继续和积蓄

作者●晏凌羊

摇滚歌手何勇去世，才57岁。

我上大学时，“魔岩三杰”已经不火了，但我还是极爱听张楚的《姐姐》和他的《钟鼓楼》。

何勇唱这首歌的那年，才25岁。

这首歌充满画面感，但没有一个画面是特别高兴的，也没有一个画面是特别悲伤的。

二环路以内，曾经是北京的心脏，是胡同、四合院、老居民生活的地方。

何勇写这句的时候，其实是在写一种归属感，但同时也暗含着一种即将被冲散的预感。

钟楼和鼓楼，曾经是北京城的报时系统，几百年来一直象征着秩序、稳定、时间本身。

但何勇唱它的时候，钟鼓楼已经不再报时了，它变成了一个被参观的景点、一个背景、一个地名。

二环路修起来之后，外面的世界开始往里涌，里面的东西开始往外走。

这首歌如果放在今天听，比1994年听更重。

它唱的是一个世界如何慢慢变成另一种样子的过程。

我们也知道它会变，但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

而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人啊，已一个个离开人世，像一滴雨水落进湖里，听不见响儿，便已消失不见。

何勇是原生家庭不好才那么叛逆的嘛？不是。

他并非在打压中成长，而是站在一个极高的音乐起点上，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充满激情的反叛之路。

他出生于一个顶级的音乐世家，父亲何玉生是中国歌舞团的民乐演奏家、三弦大师。

他的音乐之路完全由父亲开启，6岁起便跟随父亲学习音乐，15岁开始以吉他手身份演出。

父亲何玉生不仅是他的启蒙老师，更是他音乐道路上最坚定的支持者。

作为 “中国第一个弹电吉他的人” ，何玉生亲自教何勇弹吉他，为何勇打开了摇滚乐的大门。

在何勇中学进入反叛期时，何玉生没有强行纠正，而是将他招入国家歌舞团，让他接触更广阔的音乐世界。

1994年红磡演唱会，何玉生亲自登台为何勇伴奏。

何勇向全场观众喊出““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时，台下都沸腾了，因为何玉生弹三弦的水准很高。

何勇的叛逆并非源于缺爱，更像是一种对自己道路的坚定选择。

他拥有顶级的民乐功底，但成名作却是粗粝直接的摇滚，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父辈音乐道路的叛逆和超越。

他讨厌循规蹈矩，自比“麒麟”，中学时就讨厌学校、老师、家长，整天和“坏孩子们”在一起。

他的才华与激烈的性情相伴而生，行事直接到曾抄起两把斧头去唱片公司索要母带，也因在舞台上太激愤而被禁演。

到中年依然用最激烈的方式表达自我，甚至一度因控制不住情绪而犯法，这让他的人生跌宕起伏。

何勇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多次反思自己年轻时“不看重财富”“疏于经营个人事业”。

他曾坦言，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魔岩三杰”最火的时候没赚钱。

这个一方面是认识问题，另一方面真是时代问题。

“魔岩三杰”火的那个时代，演出市场不完善、内地缺乏成熟商业模式、歌手也没有太多要赚大钱的意识（摇滚歌手的话，甚至可能有“视金钱如粪土”的愤青思维，谁也想不到后续房价会那么高）……

就连王菲，都是去到了市场更成熟、变现很容易的香港才赚到了大钱。

那么，一个曾经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后续被时代重重抛下，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心理落差。

这些年我也一直有在关注窦唯、张楚等摇滚歌手的动向。

怎么想呢？就……有的人能够处理好这种落差，内心能达到自洽的地步，有的人不能，于是就出现一种挺拧巴的生活状态。

何勇反思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做好财富管理，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他后来的精神与生活困境，可能也与他在黄金时期未能将才华转化为稳固的经济基础有直接关系。

我也认为，理想、情怀、文艺只是形而上的东西，人活这一辈子，真正应该夯实的是经济基础。

我穷过，我太理解一个人被穷苦困住是什么滋味，它可能会让一个人变得激愤、狭隘、偏执，进入一个精神上的恶性循环。

你想要打破它，需要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

鲁迅也激愤，但他从不轻视钱的重要性。他不是活在神坛上的人，而是一个极其清醒、极其务实、极其懂得“先活着才能战斗”的人。

他一生靠版税、稿费、编辑费和教书维持生计，而且算得很清楚。他记录自己的收入和支出，精确到几毛几分。

他的日记里频繁出现“收某某书店版税××元”的记录。他会因为报社、杂志社不将标点符号计入字数去计算稿费而故意不写标点，逼对方妥协；也会因为出版方拖欠稿费而去打官司。他不是那种不谈钱的文人，因为他知道，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没有稳定的收入，连一张书桌都放不稳。

他的版税收入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据学者统计，他在上海的黄金十年（1927-1936），年均收入大约相当于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年收入的几十倍。

但他没有因此过上奢侈的生活，他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买书、资助青年作家、印刷刊物上。

他不是为钱而活，但他知道钱能让他不必为任何人低头。

鲁迅一生拒绝任何体制内的官职。他做过教育部佥事，但那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事，他很快就离开了。

后来他完全靠笔养活自己，这让他保持了一种非常彻底的独立性。

他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一个人必须先能活下去，才能谈理想、谈爱情、谈战斗。他从来没有轻视过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是没有资格谈不妥协的。

在文章里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一个会计算稿费、会跟书店讨价还价、会考虑版税收入的人。

这不是分裂，这是一种非常完整的生存智慧。

如果一个人把精力全部耗在与世界的对抗上，或是把自己完全沉浸在艺术世界里，而没有给现实的自己留出喘息的余地，那很快就会枯竭。

搞钱能力对谁来说都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不能厚此薄彼。

搞钱不是理想的敌人，是理想的底座。

你能养活一家人，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作者：晏凌羊，女，80后，中国作协会员，2001年云南省丽江市高考文科状元。著有畅销书《离婚七年》《所有的逆袭，都是有备而来》《公文写作》等畅销书十几部以及儿童绘本《妈妈家，爸爸家》。拥有十几年金融从业(管理)经验，现为广州某文化信息咨询公司创始人、某文化传媒公司联合创始人。出生于云南丽江，现居广州。乐以文字为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有血有肉，有泪有笑，有错有对，期待与您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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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碎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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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价格也都知道佣金不高，但我希望你能常来。